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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       ★★★★★ 【字体:
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畲诞辰二百周年
作者:周振鹤    文章来源: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元月号卷首    点击数:9716    更新时间:2008-6-16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使中国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但由於主观意识的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放大了的“天下”,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只有以徐继畲为代表的极少数人,才以极其冷静与客观的态度来认识世界,而且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了中国自身。徐继畲的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不但是他认识世界的总结,而且反映了他走出天下进入世界的心路历程。徐继畲是当之无愧的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鸦片战争放远了看,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今天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将它作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但在当时,中英之间的这场交战并未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冲击性的影响。战争的失败只是偶然,南京条约也不过是疥癣之疾,老大中华依然沿着自己的轨道蹒跚踉跄,局面正如数十年后王韬所描绘的那样:“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逢苟且於目前。”调侃点说,唯一的明显变化只是数量不小的一批挑夫失了业,因为茶叶和蚕丝不用千里迢迢地从江浙和福建挑运到广州出口,已能就近在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放洋了。
                                 
    但是往深处看,鸦片战争到底还是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别的不说,鸦片战争的炮声至少给我们送来了全新的世界意识。中国人向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无世界的意象。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就是天下的范围,天下的四周则是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居处。根据夷狄进於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中原王朝的四至逐渐扩大,也就是天下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四夷的所在也越推越远。尽管中国和四夷的关系有如此的变化,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却一成不变,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就是中原王朝与四夷的共同体,除此而外,不知道有其他比天下更大的地理概念。明末的李之藻,是一个热爱地理知识的高级官员,他所画的天下地图就是明代全部版图的十五省图。直到他看到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才明白在天下以外还有那么广阔的空间,中华帝国不过处於世界的一隅而已。为了与中国原有的天下概念相区别,利玛窦将自己的世界地图称为《坤舆万国全图》。但是利玛窦的地图只在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流通,一般人并不知晓。另一方面,即使是认可了《坤舆万国全图》所表达的世界概念的人,也多对中国偏於全图一隅的画法在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不得不改绘他的世界图,将中国置於世界中央。因此从根本上的意义说来,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尚未能使中国人走出天下的阴影。
                                 
    鸦片战争才真正使中国人切身地感到世界的存在,在七万里之外竟然存在一个能打败数千年文明古国的蕞尔小夷,而这个小夷的疆域又竟然只相当於闽粤的台、琼二岛而已。这么远的距离,那么小的国家,光是这两个数字就足够使中国人深切地认识到,传统的地理观念必定存在着某种毛病。於是就在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后究心於世界地理,产生了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理著作,一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启超说:“此二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从来的研究者们都把这两部书等量齐观,而在这基础上比较两者的得失与高下。但是认真说起来,这两部书的背后却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海国图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地理书,魏源根本没有走出天下观念的限制,只是把四夷的范围推向极致而已。“海国”二字其实就是新形势下的四夷,以中国为天下的概念没有根本的变化。《瀛环志略》则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图志,徐继畲客观地将中国降为万国之一,走出“天下”的阴影,进人世界新境,瀛环就是世界的意思。


    《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魏源与徐继畲两人著书的指导思想不同所造成的。
                                 
    魏源是晚清有名的思想家,积极的经世实用派。还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代其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意欲以经世的手段来解决走向没落的封建王朝的积弊。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敌,屡战屡败。这个号称英吉利的强敌在中国的典籍上从未有所记载,朝廷上下莫不亟欲了解其历史地理背景,并且寻求对付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派人翻译西方报章,编成《四洲志》一书,反映了世界地理的概貌。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刊刻过,未对公众产生任何影响。1841年6月林则徐因鸦片战争事遭贬,北上途中在京口(今镇江)与魏源见面,嘱其编辑《海国图志》。估计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的。所以在该书的部分卷目下有欧罗巴人原撰、侯官林则徐译、邵阳魏源重辑的字样。林则徐所译当是指《四洲志》原文部分,而魏源重辑则是在《四洲志》本文外。《海国图志》中还常在某些段落下注有“原本”或“原无今补”的说明,这里的原本应该也是指《四洲志》原文。
                                 
    《海国图志》完成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魏源记其成书时间曰:“时洋艘出江甫三月也”,正是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三个月。据《贩书偶记》,孙殿起曾见此刻本,言其为木活字本。上海今存有道光二十四年聚珍板本,聚珍板实即活字版,当与孙氏所见同为一板。《海国图志》不知起手於何时,但即使从前一年的六月受林则徐之托算起,也不过一年半时间。而在同一年秋天,魏源还完成了《圣武记》一书十四卷。在一年之中,同时写作两部书,只能是急就章,以抄撮现成的文献资料为主,无遑考订,所以这两部书后来都经过不止一次的修订再版。
                                 
    《圣武记》与《海国图志》是两部互为表里的书。《圣武记》是为了“长自己志气”,将清初以来获得胜利的战事一一开列出来,从满洲减明开始,到康熙勘定三藩,乾隆十全武功,以至道光重定回疆,只要能表现列祖列宗的英武事迹的历史记载都不放过,其用意很明显,乃是为了激励国人的志气,既然二百年来列祖列宗都立於不败之地,这次对付英夷的战争,我们岂能轻易认输。《海国图志》虽然不便说是“灭他人威风”的书,但作者在书中处处把英国当成岛夷来对待,意图仍在说明其不足惧。
                                 
    1844年刊刻的《海国图志》是五十卷本,到1847年时增补为六十卷,到1852年时更扩充为一百卷。前人多以百卷本与《瀛环志略》相比照,其实以时代而论,先应以五十与六十卷本为基础来作比较。但无论是那一种刊本,《海国图志》都不是一部纯粹的地理书。该书实由三部分组成,头一部分是表达魏源自己海防思想的<筹海篇>;末一部分是杂录,包括有关官员的筹海言论,夷情备采,洋炮图说等实用的内容;中间部分才是世界地理,份量虽大,但重要性不见得在前后两部分内容之上。有人常提到《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行,产生巨大影响,实则许多日本刻本都只是部分译本,五十年代中期的最初的几种译本甚而仅是<筹海篇>的翻刻而已①,因为日本当时急於从中英鸦片战争吸取经验教训,而<筹海篇>是对付外来侵略最有针对性的言论。也由此可见《海国图志》的最主要作用是在表达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至於传播世界地理知识则在其次。同样道理,魏源在《圣武记》十四卷中,也用了四卷专门谈自己的见解,最后一卷更是专门议论兵事之作。同样也不是纯粹为歌颂中国称霸的历史而作。
                                 
    正因为经世实用派绝对不会为学术而学术,任何学术都是拿来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即使世界地理的份量占去《海国图志》全书的绝大部分,那也不是为地理而地理,也是为了筹夷之需要,而这个“夷”又集中地指英夷。魏源在该书卷二(五十卷本,以下若不加说明皆以此本为说)圆图横图序中就宣称:“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则筹夷必悉地球全形,故观图但观英夷本国之图,非知考图者也,读志但阅英吉利本国数卷,非善读志者也。”
                                 
    在各大洋的分卷中,复将这一思路详加阐明,即:“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志外大西洋亦所以志大西洋”。一切集中到志大西洋去,而英夷则在大西洋之中。志西洋,志大西洋,就是为了志英夷。世界各国地理不过是英国地理的陪衬而已。这是《海国图志》的偏差。
                                 
    《海国图志》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偏差,那就是仍然维持天下的观念。魏源虽然睁眼看到了世界各国,但反映到头脑中的还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与过去的天下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体现到具体写法上,<海国图志》就与一般的世界地理书有所不同。
                                 
    首先是中国不在其中。任何世界地理图志的写法都不外是先全球,后分洲,再分国。但《海国图志》有全球图,有亚细亚总说,而亚细亚之后却无中国,不但无中国且无朝鲜。这种写法不脱“天下”的牢笼,不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仍把世界各国视为化外之地,当成四夷(而朝鲜更是中国的藩属),只不过在新形势下将他们改称为海国就是。对於“海国”的涵义,前人和时贤似未多加注意,这里必须赘上数语。海国一语唐宋以来已经见於诗文之中,原指近海地域,后来衍为海外之国的意思。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孤立,古人想像中国的四周是四海环绕,其他国家都在四海之外。因此海内与天下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魏源把他所写的书称为《海国图志》,实无异於称之为四夷图志。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魏源并没有走出“天下”的观念。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也都停留在这一水平之上。颇负盛名的地理学家张穆就称赞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考窍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②
                                 
    其次,《海国图志》的基本体例与一般的地理书不同,其基本框架不是分洲,而是分洋。先把全球分为东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六大块,而后把各洲附在各洋底下。各洋前面所加的方位词,即所谓东南、西南、小西(相当於近西的意思)、大西(实即远西)、北、外大西等等,都是相对於中国的方位而言的。这种体例仍然是中国中心思想的体现,将世界各国地理围绕着中国来叙述。当然,欧洲中心论者也同样有近东、中东、远东的说法。但在正式的世界地理著作中,仍要分洲列国,并不以通常的习惯称呼作为科学的术语。魏源既以分洋为基础,就不得不与洲的正常安排相凿枘。洋有六,而洲仅四,结果只有小西洋相应於利未加洲(非洲)、外大西洋相应於亚墨利加洲(美洲)是完整的。大西洋相应於欧罗巴洲但无俄罗斯,东南洋和西南洋相应於阿细亚洲(亚洲)而无中国,北洋则仅相应於俄罗斯一国。显得不伦不类。
                                 
    在六洋之下,魏源再分别辑录各个海国的地理资料。并且在东南洋之下还将海国分别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对比起古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因为魏源到底已经明白,有许多国家其实与中国在陆地上是连在一起的,并不处与四海之外,但他并不愿放弃海国的概念,而是巧妙地将与中国在地域上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这样一来与真正的海外之国(即所谓海岛之国)合起来仍可以叫做海国。在其他五洋中,魏源虽未在目录中注明海岸国或海岛国,但很显然,除了英国外,都被当成是海岸国。故他在《海国图志》卷三十三说,因为英国是海岛国,所以放在大西洋的最后。这样一来,所有世界各国,都无例外的不归於海岸国就属於海岛国。只有中国特别,是与海国相对立的国家,自然处於超凡的地位,不是世界中心还能是甚麽?虽然魏源仍然应该归入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之中,但他所看到的世界却是畸形的,他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将世界纳人新形式的“天下”的框架之中。这种主观意识魏源已清清楚楚地写在书<叙>的末尾:“传曰:孰荒於门,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叙海国图志。”原来他憧憬的未来世界仍是千百年来帝王将相梦寐以求,而且曾经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过的“四海既均,越裳是臣”的境界。可惜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境界是永远不会再现了。
                                 
    当然,这里无意於贬低《海国图志》的作用,虽然魏的主观愿望并不可取,但在客观上却让读者了解到了世界地理的面貌。而且魏源到底是一血性男子,他大声疾呼对於国家的蒙难,对於采取甚么策略使国家能雪耻洗辱,是“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的。他自己写作《海国图志》就是“讲画”的结果,是血性的体现。而且书中所表述的师夷长技的策略和所辑录的外国地理知识使人耳目一新,更加上他的“世界”观能被任何最保守的人物所接受,因此《海国图志》一问世就受到各种人物的欢迎。这是与徐继畲《瀛环志略》的遭遇完全不同的。
                                 
    徐继畲本是山西五台人,天缘巧合地在两广与福建做了十多年官,尤其是因长期连续供职於福建,使之与外部世界有了密切的接触。鸦片战争的当口,徐继畲正在汀漳龙道的任上,其驻地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厦门的沦陷,他是亲眼目睹的,也已做好抗敌及殉国的准备。但英人攻陷厦门以后,即移兵北上,骚扰整个沿海地区,至於进入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以满清政府的失败告终。不用说,鸦片战争的失败给这位亲临前线的人极大的刺激。一定是这种刺激引起了他研究世界地理的热忱。如果考察徐继畲撰写《瀛环志略》的动机,则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常被人们忽略的一点:徐氏本人对地理学研究有着学者式的热情,他在传统的舆地考证方面曾经有《尧都辨》、《晋国初封考》以及《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计划中《两汉郡国今地考略》的一部分)、《汉志沿边十郡考略》之著,并主修《五台新志》。舆地考证需要逻辑推理,与现代科学手段有共通之处。所以在著述《瀛环志略》的过程中,也时时可见他的追根问底的精神。
                                 
    鸦片战争结束当年,徐继畲即升任福建布政使,任职四年有余,又升福建巡抚。就在这两任职务的公余之暇,他用五年时间(1843—1848)搜集资料,数易其稿,写成了十卷本的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以五年的时间才写成十卷本,比起魏源以一年时间就辑成五十卷,四年后又增补为六十卷相比,毋乃太慢。这一方面说明徐继畲显然不如魏源才思敏捷(当然魏源作为幕僚也许公务轻松得多),更重要的还在於徐著与魏书不同,它是一部纯粹的地理著作。《瀛环志略》并不以提出具体对付夷人的办法为己任,而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编撰一部体例谨严的世界地理志。因此他不以撮抄和堆砌现成资料为满足,而是要对到手的资料加以缜密的考证,有所弃取,再将可靠的信息进行有序的编排,从而成为条理清楚逻辑严密的著作: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所有的地理书都必须如此,但将其与同时代的《海国图志>相较,就显出高下之别来了。《图志》的资料直接抄自各种有关的地理书籍,并不加以改造综合,而是如写资料长编一样,原文照录,不同资料中的重复或歧异也一仍其旧。由於缺乏研究,有的资料就放错了地方,如混瑞士与瑞典为一国,以波斯为印度所属等等。正因为《瀛环志略》不是简单地辑录现成的文献,而是广徵博采能够到手的文字与口头资料,加上自己的逻辑思维,并且形成有机整体的一本著作,所以才费时费事,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是如何对待到手的资料的。
                                 
    因为兼办通商事宜的需要,徐继畲经常来往於福州与厦门之间,自1843年冬以后,并有一段时间长驻厦门。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以比较快的速度编成了《瀛环志略》的前身——上下卷的《瀛环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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